取消文化的权力分析：社交正义运动中的马基雅维利策略

引言

在社交媒体日益普及的时代，一种名为“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现象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它指的是通过公众抵制，以期对个人或组织的行为进行惩罚，通常针对其被认为具有冒犯性或不当的言论或行为。取消文化并非横空出世，而是与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社交正义运动紧密相连，成为后者的一种重要表达形式和实践策略。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取消文化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并提出一个核心论点：取消文化作为一种权力运作机制，在社交正义运动中呈现出马基雅维利式的特征，即目标导向、策略性使用，以及对道德原则的灵活运用。

为了更好地理解取消文化的复杂性，本文将从权力、策略和伦理三个维度对其进行剖析。首先，我们将分析取消文化作为一种权力运作机制，考察其中权力关系的构成、社会资本的作用以及网络动员的策略与效果，进而探讨取消文化对传统权力结构的挑战与重塑。具体而言，我们将考察取消文化中权力关系的构成：施动者、受害者与旁观者的权力动态分析，以此揭示不同角色在取消事件中的力量对比；随后，我们将分析社会资本在取消文化中的作用：声誉、影响力与社会地位的争夺，阐明其如何影响取消事件的走向；紧接着，我们将探讨网络动员的策略与效果：情感动员、信息传播与舆论引导，剖析取消文化如何利用网络平台快速聚集力量；最后，我们将审视取消文化对传统权力结构的挑战与重塑：去中心化、匿名性与集体行动，理解其对社会权力格局的影响。

其次，本文将深入探讨取消文化的马基雅维利策略，分析其目标设定、实用主义策略、机会主义行为以及策略的有效性评估。我们将分析取消文化的目标设定：追求社会正义、维护群体利益与个人报复，以此理解驱动取消行为的多元动机；随后，我们将考察取消文化的实用主义策略：不择手段、灵活变通与结果导向，揭示其为达成目标而采取的手段；紧接着，我们将探讨取消文化中的机会主义：利用社会事件、放大个人错误与制造舆论压力，分析其如何利用社会环境来扩大影响力；最后，我们将评估取消文化策略的有效性评估：长期影响、意外后果与反噬效应，审视其长期影响和潜在风险。

最后，本文将聚焦于取消文化的伦理困境，探讨其对正义边界的挑战、与言论自由的冲突以及程序正义的缺失。我们将考察取消文化对正义边界的挑战：谁来定义正义、如何衡量罪行与惩罚的合理性，以此探讨正义的定义在取消文化中的模糊性；随后，我们将分析取消文化与言论自由的冲突：公共讨论的限制、异议声音的压制与自我审查，揭示其对公共讨论空间的潜在威胁；紧接着，我们将探讨取消文化中的程序正义缺失：缺乏证据、未经审判与过度惩罚，审视其对个人权利的侵害。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旨在揭示取消文化的复杂性与两面性，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取消文化作为一种权力运作机制：权力关系、社会资本与网络动员

取消文化作为一种权力运作机制，其权力关系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由施动者、受害者和旁观者之间复杂的互动构成。施动者通常是拥有一定社会资本或网络影响力的个体或群体，他们利用舆论压力对被指控者进行声讨，试图使其承担责任或遭受惩罚。受害者则是在取消文化中被指控并受到负面影响的个人或组织，他们可能面临名誉受损、事业受阻甚至社会性死亡。旁观者则是在取消文化事件中保持沉默或采取观望态度的群体，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对事件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对俄罗斯文化人物和产品的“取消”行动中，推特用户形成了鲜明的对立阵营，负面和攻击性言论显著增加，这体现了施动者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情绪动员和舆论引导1。这种两极分化不仅加剧了社会对立，也使得理性讨论变得更加困难。值得注意的是，权力并非单向流动，受害者也可能通过反击或寻求支持来挑战施动者的权力。一些公众人物会公开回应指控，提供证据或解释，试图挽回声誉。因此，理解取消文化中的权力关系，需要关注施动者、受害者和旁观者之间的动态互动。

社会资本在取消文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直接影响着个人或群体在舆论场中的声誉、影响力和社会地位2。取消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非制度化的社会控制形式，通过社交媒体上的大规模动员来实现3。在这种情境下，个体的社会资本，例如其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声誉和影响力，会成为其抵御或发起“取消”行动的重要资源。例如，当一位公众人物因不当言论或行为受到指责时，其拥有的社会资本可能成为其辩护或危机公关的关键。如果该公众人物拥有广泛的社会支持、良好的公众形象以及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他们可能能够通过这些资源来减轻“取消”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反击指责。反之，如果缺乏这些社会资本，则更容易被舆论压垮，遭受严重的职业和社会声誉损失。科尔米科娃和科尔涅耶娃的研究表明，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信任度的降低会阻碍社会资本的形成2。因此，在取消文化中，个体或机构的信任度越高，其社会资本就越雄厚，从而在舆论战中更具优势。拥有较高社会地位或影响力的个体，更容易获得支持和同情，从而减轻取消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网络动员在取消文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策略和效果主要体现在情感动员、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三个方面。情感动员是网络动员的核心驱动力之一，通过激发网民的同情、愤怒、厌恶等情绪，可以迅速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814。例如，在针对某公众人物不当言论的“取消”事件中，社交媒体上的用户通过分享受害者经历、发布谴责性言论、制作表情包等方式，将个人情感转化为集体行动，对该公众人物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Meng等人的研究表明，通过深度学习训练文本情感分类模型，可以准确量化网络舆论中的情感指数，从而客观评估事件的影响4。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是网络动员的关键优势。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传播具有去中心化、快速扩散的特点，使得取消文化的发起者能够迅速将信息传递给目标受众，并引发连锁反应。Irsa等人的研究表明，使用N-gram进行短语检测可以提高政治人物情感分析的准确性，从而更有效地引导舆论5。此外，舆论引导也是网络动员的重要策略。通过选择性地呈现信息、操纵议题设置、以及利用水军等手段，可以影响公众对事件的认知和判断，从而达到预期的“取消”效果。

取消文化的兴起对传统权力结构构成了显著的挑战，并促使其重塑，这主要体现在去中心化、匿名性和集体行动三个方面。传统权力结构往往是中心化的，信息和决策的控制权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然而，取消文化借助社交媒体等平台，使得个体能够绕过传统媒体和权威机构，直接表达观点、发起倡议，从而实现权力的去中心化。例如，在#MeToo运动中，大量受害者通过社交媒体匿名地揭露性侵犯行为，打破了传统权力结构对性侵犯事件的压制，促使社会对性骚扰和性侵犯问题进行反思和改革6。此外，网络匿名性降低了参与集体行动的门槛，使得那些害怕受到报复或歧视的个体能够更自由地表达观点、参与抵制活动。集体行动是取消文化的关键特征。通过网络动员，个体可以迅速集结起来，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对特定个人或机构进行抵制和谴责。例如，针对某些公司被指控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袭击，消费者通过社交媒体发起抵制运动，对这些公司的产品进行“取消”，从而迫使这些公司重新评估其立场7。这种去中心化、匿名性和集体行动的结合，对传统权力结构形成了显著的挑战和重塑。

取消文化的马基雅维利策略：目标导向、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

取消文化的目标设定呈现出复杂性，既包含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也可能被用于维护群体利益，甚至沦为个人报复的工具。一方面，取消文化被视为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手段，旨在纠正历史不公、挑战权力结构，并为边缘群体争取权益。例如，在反种族歧视运动中，一些公众人物因发表种族歧视言论或行为而遭到抵制，这被视为是对不公正行为的有力回应8。另一方面，取消文化也可能被群体利用，以维护自身利益或压制异议。Cammaerts指出，一些强势群体会利用“取消文化”来压制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反LGBTQ观点的质疑8。此外，个人恩怨也可能假借“社会正义”之名，通过网络暴力和舆论压力来实现报复。Dei认为，取消文化可能演变成一种“清算文化”，营造一种人人自危的氛围9。取消文化作为一种社会互动形式，其政治、法律和伦理意义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10。因此，对取消文化的目标设定进行批判性分析，区分其正当性和合理性，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目标并非总是清晰明确，甚至可能存在多重动机的情况下。例如，“Me Too”运动最初旨在揭露性骚扰和性侵犯行为，为受害者发声，并推动性别平等。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一些指控缺乏充分证据，导致被指控者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遭受社会性死亡，使得取消文化的目标变得模糊不清，难以区分是追求正义，还是仅仅是基于个人感受的报复。

取消文化的实用主义策略体现在其不择手段、灵活变通和结果导向上。为了追求预设的目标，例如社会正义或群体利益，取消文化的发起者往往采取各种手段，而较少考虑这些手段本身是否合乎道德规范。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使得取消文化具有极强的灵活性，能够根据具体情境调整策略，例如，在面对公众质疑时，可以通过转移焦点、强调受害者身份等方式来维护自身立场。此外，取消文化还常常表现出结果导向的特征，即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即使采取一些有争议的手段也在所不惜。例如，针对某公众人物的指控，即使缺乏确凿的证据，只要能够对其声誉造成损害，从而达到“惩罚”的目的，取消文化的发起者也可能选择散布未经证实的信息或夸大事实。这种实用主义策略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长期来看，可能会对社会信任、公共讨论的质量以及言论自由造成负面影响。

取消文化中的机会主义体现在对社会事件的利用、个人错误的放大以及舆论压力的制造上。一些行动者会抓住社会热点事件，将个人行为与这些事件联系起来，从而引发更广泛的关注和谴责。例如，在涉及种族、性别或性取向等敏感议题的社会事件中，任何被认为带有歧视色彩的言论或行为都可能被迅速放大，并被贴上与该事件相关的标签，从而引发大规模的“取消”行动。此外，即使是微小的个人错误，也可能被无限放大，成为攻击和“取消”的理由。这种放大效应往往借助社交媒体的传播力量，迅速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得被指责者难以辩解，甚至遭受严重的社会和经济损失。Reyes-Fournier等人的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上针对品牌的“取消”呼吁，其负面情绪的激增与公司销售额的结构性下降存在显著相关性11。例如，针对Abercrombie & Fitch的“取消”行动，负面情绪的激增先于公司财政系统的冲击，说明了舆论压力对企业造成的实际影响11。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往往并非出于对正义的追求，而是出于个人或群体利益的考量，例如提升自身影响力、打击竞争对手或实现政治目的。Korobko和Mishchenko认为，将“取消文化”合法化为一种现代趋势，政治体系会显著限制社会中的话语性和多元化，因为表达与普遍接受的观点相悖的观点会变得非常不舒服12。

取消文化策略的有效性评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考虑其长期影响、意外后果以及可能产生的反噬效应。虽然取消文化有时能够迅速地对不当行为进行谴责，但其长期效果却难以预测。例如，针对某些公众人物的取消行动，可能导致其事业受损，但同时也可能引发支持者的反弹，反而提升了他们的知名度，甚至让他们有机会重新塑造自身形象。此外，取消文化也可能产生“寒蝉效应”，使得人们在公开场合表达观点时更加谨慎，从而限制了公共讨论的自由和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取消文化可能被滥用，成为个人或群体进行恶意攻击的工具。例如，一些社会事件可能被利用，个人错误被放大，从而制造舆论压力，达到个人报复或排挤异己的目的。Yatsenko和Galiakhmetov指出，全球信息化逐渐破坏了区域空间的自主性，使得控制公民意识、操纵舆论成为可能，从而为社会冲突的产生创造了平台13。McCright等人发现，在气候变化议题中，否认气候变化的言论能够显著降低人们对气候变化真实性的信念，并削弱对减排政策的支持14。这表明，取消文化作为一种策略，其效果并非总是如预期，反而可能被用来阻碍社会进步。

取消文化的伦理困境：正义的边界、言论自由与程序正义

取消文化对正义边界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其核心在于对正义定义权和罪行衡量标准的冲击。传统上，法律体系、伦理规范和社会共识共同界定正义，并规范罪行的衡量。然而，取消文化试图通过网络动员和社会压力绕过这些既定程序，自行定义正义并实施惩罚。这种“自决正义”模糊了正义的客观边界，使其易于受到主观因素和情境的影响。例如，社交媒体上的指控往往未经正式审判便导致当事人失去工作或社会地位，引发了对惩罚合理性和程序公正性的质疑。更进一步，取消文化常常缺乏对罪行严重程度的精确衡量，轻微的冒犯或失误可能引发不成比例的强烈谴责和惩罚。阿波罗尼奥的研究指出，对集体记忆赋予替代价值观和意义，而非强制历史审查或延续破坏性遗忘，是当前围绕公共记忆冲突的重要特征15。在取消文化的语境下，这意味着对过去的错误或不当行为进行重新解读，并以此作为发起“取消”行动的理由，但这种解读往往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容易导致对个人或群体的过度惩罚。此外，取消文化也可能缺乏明确的恢复机制，被“取消”者往往难以获得重新被社会接受的机会，这进一步加剧了正义的失衡。

取消文化在追求社会正义的过程中，也引发了与言论自由的深刻冲突，具体表现为对公共讨论的限制、异议声音的压制以及自我审查的加剧。取消文化可能通过网络动员和社会压力，使得某些观点或表达难以公开呈现，从而限制了公共讨论的范围16。例如，在丹麦，关于“丹麦性”的讨论日益围绕着与伊斯兰和穆斯林移民的对立展开，一些文化现象如言论自由、猪肉等被提升为文化差异的象征，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文化融合的多元讨论17。对被“取消”者的污名化和排斥，可能导致异议声音被压制，使得人们因为害怕受到攻击或失去社会地位而选择沉默。Cannito等人指出，意大利新闻对Facebook上取消文化的报道，将其与政治正确联系起来，并将其定义为对言论自由的攻击，这种媒体描绘在社会中营造了一种恐惧气氛，加剧了焦虑和不安18。这种恐惧可能导致自我审查，人们为了避免成为“取消”的对象，而主动避免表达某些观点或参与某些讨论，最终损害了公共领域的活力和多元性16。Todd O. Smith和Benjamin W. Kelly认为，当下的言论环境反映并延续了一种“故意的不可通约性”文化，其核心特征是“全盘安全主义”和“表达安全主义”，这导致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进行“堕落的言论自由”，即普遍不愿接触、识别统一之处、从不同角度受益以及发现真理的潜在复杂性16。

更进一步，取消文化在追求社会正义的过程中，常常忽视程序正义，导致缺乏证据、未经审判和过度惩罚等问题。这种缺失源于快速的网络传播和情绪化的舆论环境，使得个人或组织在没有充分调查和辩护的情况下，就可能遭受严重的声誉损害和社会排斥。例如，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中，乌克兰试图通过摧毁莫斯科主教管区传统的礼拜场所来抹去俄罗斯的存在和共同的宗教文化根源，这是一种“取消文化”的表现19。这种行为在缺乏正当程序的情况下，直接否定了特定群体的文化认同和宗教信仰，体现了取消文化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Rustamova和Ivanova认为，取消文化已经成为一种管理社会政治现象的工具，甚至可以用于外交政策目的20。因此，在社交正义运动中，取消文化的使用需要更加谨慎，避免程序正义的缺失，以确保公正和公平。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权力、策略和伦理三个维度，深入剖析了取消文化作为一种权力运作机制，在社交正义运动中呈现出的马基雅维利式特征。研究表明，取消文化并非简单的正义伸张，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中权力关系错综复杂，社会资本扮演着关键角色，网络动员策略被广泛运用，传统权力结构受到挑战和重塑。取消文化的目标设定多元，既有追求社会正义的崇高理想，也可能被个人或群体利用，沦为维护私利的工具。其策略选择实用主义色彩浓厚，不择手段、灵活变通，甚至带有机会主义倾向，利用社会事件放大个人错误，制造舆论压力。然而，取消文化也面临着深刻的伦理困境，对正义的边界、言论自由和程序正义构成挑战，容易造成过度惩罚、公共讨论受限和异议声音被压制。

面对取消文化的复杂性和两面性，我们需要进行更加深刻的批判性反思。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聚焦于取消文化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差异，考察其对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可能造成的特殊伤害。同时，也需要关注取消文化的长期社会后果，评估其对社会信任、公共讨论质量以及公民参与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探索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社会正义实现路径，避免将取消文化作为唯一的或主要的手段。这可能包括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机制，加强对网络暴力的监管，倡导理性对话和宽容精神，以及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和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追求社会正义的道路上，避免矫枉过正，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